关注 | 衡水、耒阳 “超级大班” 频现：挤一挤，“大班额”就能缓解吗？

导语

逼仄的教室，人满为患的校园，不仅上厕所要排号，还没有可供所有学生同时进行课间操的操场，就连组织一次全校性的升旗仪式都难，这不仅限制了学生的活动范围，教学质量也面临下滑的风险。

挤一挤“大班额”就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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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有家长反映河北衡水市冀州区信都学校在开学后班容量严重超标，初二年级1万余人分为88个班级，一个班将近120人，桌子空隙仅20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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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日开学日，湖南省耒阳市部分公办小学高年级学生，被迫"分流"到其他学校，学生数量达8000多名。因被指尚未装修完毕、甲醛超标，空气中满是刺鼻的甲醛味，家长们的怒火被引爆，他们走上街头，发起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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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湖南新化“超级大班”挤爆挤着99名学生，开学一个月了老师连名字都记不全，由于教室不足,教育局腾出办公楼做校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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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乡教育差距逐步拉大，教育资源供给结构性矛盾凸显，农村生源进城折射出城镇地区学校建设用地、学位、师资紧缺的困境。“大班额”即是这一矛盾的典型特征。

所谓“大班额”，指的是超出教育部规定的45人小学班额，50人的中学班额，56人及以上为大班额，66人及以上为超大班额。

今年3月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教育部部长陈宝生说：“大班额问题不是简单的一个教室里面放多少张桌子、多少条板凳、安排多少个人的问题。”

学校靠挤一挤来缓解“大班额”难题，无疑是杯水车薪。

“超级大班” 的后遗症

义务教育阶段的大班额问题始终是一个老大难问题。相信很多80 年代、90 年代的同学都有印象。

那时候，每个班几乎都是70人的规模。教室里的课桌摆的密密麻麻，甚至讲台两边还各有一个座位，一般人认为那是吃粉笔灰的“差座位”，实际上那是多少人求之不得的雅座。而坐在最后一排的，基本都是被老师认为是成绩不好的、厌学的同学。

山东枣庄十五中教师武杰从教30余年，他就明显感觉到了班级人数对孩子学习的影响——人数较多的班，不少学生长期得不到关注，逐渐成为“边缘人”，慢慢地学习成绩就变差了。

武杰说：

“

“讲台下七八十个小脑瓜，真心照顾不过来。课堂上能获得机会和老师互动的，连五分之一都不到。”

同时，孩子们窝在狭小的环境里，还极易引发安全事故。

据媒体报道，2017年3月22日，河南濮阳县一所小学因在考试前“集体上厕所”，发生一起学生踩踏事故。

事故共造成22名学生受伤，其中1人在送往医院途中死亡，5人重伤。事发校区共1704名学生，而该校区仅有39个厕所蹲位，这样资源配置埋下安全隐患。大班额，是造成这次校园安全事件的原因之一。

“超级大班”危害的岂止是学生？

相信经历过“大班额”之苦的老师深有体会，上课要佩戴麦克风，人一多，组织课堂就浪费了宝贵的上课时间，由此而增加的作业量也是让教师不堪重负。

大班额：“撤点并校”的意外结果

为什么大班额、超大班额现象如此严重？我们从义务教育的全面普及开始说起。

2008年，继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教科书费被免除后，城市中小学生的学杂费也被全部免除，我国正式开始了全面免费的义务教育。

两年后，我国九年义务教育人口覆盖率达到100%。这直接影响了全国中小学的入学率和升学率。入学率和升学率越来越高，而上小学、初中的学生数量却越来越少了。

1998年，全国刚入学的初中新生有1996万人，占小学毕业生数量的94.3%（那年小学毕业生有2117万人） 。而到了2016年，全国只有约1500万小学生毕业，同年踏入初中校门的有1487万人。

据新京报的数据显示，过去的20年间，我国中小学生人数减少了20%~30%。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学龄儿童数量越来越少，特别是在农村地区，于是政府开始了“农村义务教育重新布局”，即“撤点并校”政策。

“撤点并校”开始于90年代末，政府为了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决定大量撤销农村原有的中小学，对临近的学校进行资源合并，然后将学生集中到城镇的学校就读。

由于政策要求，加之减少学校数量能大大减少地方政府的教育财政支出，大量农村地区的学校迅速“消失”。许多县将所有乡级的初中和高中全撤了，合并成一个初中和高中。一时间，学生多，学校少——“城挤、乡弱、村空”成了普遍现象。

上海财经大学教授曹东勃分析，从1995年到2010年，农村教学点从19.4万所减少至6.5万所，减幅高达66.5%，部分地区甚至达到80%-90%，远远超过适龄学生自然减少的幅度。

以至于2012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要求“坚决制止盲目撤并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已经撤并的学校或教学点，确有必要的应予以恢复。对保留和恢复的农村小学和教学点，要采取多种措施改善办学条件，着力提高教学质量”。

这一纠偏的举动虽是亡羊补牢犹未迟也，可既成的严重后果却需要漫长的时间去消化。

这个严重后果就是大班额的问题，非但随着人口流动和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学，而在作为人口流入地的发达地区出现，也由于农村超高强度“撤点并校”这一有意识的“逆向供给侧改革”，使得这一问题大面积蔓延到作为人口流出地的欠发达地区。

因为行政村学校、乡镇中小学和县城中小学是一个“连通器”，堵住了一端，只能流向另一端。

根据教育部2008年的调查结果，当时全国中小学共278万多个班级中，近25万个班级为“大班额”，而“超大班额”（超过65人的班级）中，来自县镇学校的就占了一半。

大量的中小学生挤在有限的学校课堂里，而这有限的学校也集中了最有经验的教师和最优质的资源。渐渐地，这些学校成了各地家长角逐的战场。在里面的人不愿出来，而外面的人又急切地想进去。

可以说，“大班额”问题发展到后期，更像是原始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而导致的重点学校“择校热”的衍生品。

给 “大班额”消肿 

关键在“钱”、“地”、“人”

2016年7月，国务院发表了《关于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到2018年基本消除66人以上超大班额，到2020年基本消除56人以上大班额”。

紧接着，一些地方政府试图以最快的速度将超额的学校和班级进行紧急“分流”。可是，“大班额”的问题还是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一个老师究竟应该对应多少个学生，一个班级究竟应该有多大的规模，不仅仅只考虑教育者、管理者单方面的感受，还要服务于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的效果。

破解之道一：地从哪儿来？

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邬志辉说道：“城镇学校的大班大校和乡村学校的小班小校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破解城镇学校大班额，还需要办好乡村教育。”

一方面增加学位，并严格规范城区招生，遏制无序择校；另一方面，建美建优乡村学校，留住乡村学生。

把城镇学校建起来，这是“治标”，把农村教育办好了，这才是“治本”之策。

破解之道二：钱从哪儿来？

解决大班额还有一个“拦路虎”，即教育投入的问题。

山东省做出了探索。一是保障财政投入，要求各市、县（市、区）落实经费投入主体责任，保障解决大班额问题资金需求。将解决大班额问题纳入各地各级政府教育工作的重要指标。

二是强化金融扶持。在加大财政投入力度的同时，山东还运作协调相关银行增加大额长期信贷资金和政策性贷款规模，并积极探索灵活融资方式，支持社会力量办学。

无论是改善农村学校硬件设备，还是进行师资建设，资金问题都是农村学校发展绕不过的“坎”。

 破解之道三：师资如何均衡？

农村教师编制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个是部分地区执行生师比核定标准，没有考虑农村学校规模小、学生分散的实际，导致教师编制紧张；另一个是教师编制总量超编，但结构性缺编。

因此各省市也做了积极的尝试和探索。山东省设立教师“临时周转编制专户”，在事业单位编制总量内，利用精简压缩和事业单位改革等方式收回的编制，建立中小学教师临时周转编制专户。

广东省广州市的一项举措是改革增补机制。对一些知识更新难、年龄偏大的教师，给予提前退休的待遇，以增补紧缺学科教师，逐步解决体音美和小学科学等学科教师的短缺问题。

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的“走教+合班”的形式立体施策，确保每一所农村小规模学校开齐开足体艺课程。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褚宏启表示，

“解决大班额的问题不能仅仅盯着某个具体的现象采取一些具体的措施。需要把农村学校发展滞后、留不住教师和学生、城乡教育发展失衡等根源性问题解决，从整体上改善教育生态，促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参考文章：

新京报.《"到2018年基本消除66人以上超大班额..."| 有理数 教育》

光明日报《看他们如何破解大班额难题》

曹东勃《大班额：“撤点并校”的意外结果》

海外网 《教育局挤一挤“大班额”就没了？》

编辑 | 吴雨航

责任编辑 | 王晓霞

中国网教育频道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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